小镇青年逃离北上广理性选择还是混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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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杂志原标题：小镇青年逃离北上广：理性选择还是“混不下去”？图/IC跟所有怕私企倒闭的山东家长一样，薇薇的父母要求她大学毕业后从事教师行业，尽管薇薇在大三一次性通过了教师资格证考试，但这个提议还是遭到了薇薇的拒绝。退而求其次，薇薇父母说，不做老师，就考公职。薇薇考了两年，最后成功上岸，成为一名山东省潍坊市某下属县级市的公务员。这个地方对于薇薇来说不算陌生，她上小学之前生活在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大坡村，村子与她上班地车程一个半小时。每三个星期，薇薇会回一趟家，与家人交流生活情况。提起小时候在坡村的生活，薇薇印象很深刻的是，家里如果喝水，需要骑着自行车装上桶去村里井口带水，用水做引子，舀几瓢水从上面倒下去，然后不停地上下按压，才会正常出水。每逢农初十、十五，薇薇的姥姥会带她到镇上赶集，走不动时，姥姥会奖励她一个生煎包。她回忆生煎包的味道“超好吃”。上中学时，薇薇偶然读到一本郭敬明的小说《夏至未至》，十几年过去，她已经不能清晰地描述其中细节，但还记得书里写到了一个长满了香樟树的南方城市，每逢夏季云雾缭绕，读起来生机勃勃，让人十分向往。“想去看一下南方城市”，在这样的向往下，薇薇报考了长沙某师范类一本院校，让她欣慰的是，长沙有很多香樟树，冬季不落叶，一年四季气候湿润，这与她此前想象中的南方城市相差无二，一抬头就能看见阳光从树荫中渗透出来，“就是读小说时脑海中想象的画面”。但是，在某个具体的情境里，薇薇意识到了自己与大城市气质上的“格格不入”。她陪室友去香奈儿专柜买香水，柜姐只给了她室友一个人试香卡，室友开玩笑说，她这一身加起来可能都没有一瓶香水贵。扎心之余，薇薇说，当时的确不知道香奈儿是什么，虽然后来也买过一线品牌，但不会特意去专柜买，一般是遇到了很喜欢的物品再通过代购购买，“还是为了省钱”。在网络上，像薇薇这样出生于三四线城市及以下的县城、乡镇，在老家生活工作、或前往大城市及省会周边城市打拼的青年，被统称为“小镇青年”。但因“小镇青年”最早只是流行于网络中的社会学概念，官方并无明确界定标准。如果将其认定为“18岁-30岁，学习、工作或生活在三四线城市的人群”，中国大约有2.27亿“小镇青年”，而一二线城市的城镇青年数量大约为0.68亿，且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小镇青年”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他们的就业、消费，与人生选择，既不同于父辈一代，亦迥异于城市青年。城市生活的追随者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图/IC“小镇青年”的内涵变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特聘研究员吕德文告诉《财经》记者，小镇青年原本属于网络语言，最早定义的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乡村小镇工作生活的80后、90后。他们与父辈在生活方式、就业观、知识结构、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呈现出较大差异，这类人被称作“小镇青年”。“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小镇青年的内涵丰富得多”，吕德文说，首先是相当一部分小镇青年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其次，小镇青年有一个共同点——城市生活经历。这意味着哪怕他们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在初高中毕业后去城里务工过。因此，小镇青年的视野与知识结构和城里青年差距不大。如果以父辈作为参照系，作为“农二代”的小镇青年丧失了父辈勤俭节约的消费习惯；如果以“白领”作为参照系，小镇青年的独立性还不够，很多小镇青年要依赖父母“输血”维系在城里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就业与收入不稳定，所以他们对人生的长期规划较弱，对于何时结婚生子、购房购车，规划性不如城市白领，随遇而安、随波逐流的特征比较明显。他们没有条件与城里青年亦步亦趋。因此，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只是跟随潮流，在做“城市生活的追随者”。从另一组数据也可窥见小镇青年的“不稳定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指导，拍拍贷联合南方周末发布了《年中国小镇青年发展白皮书》（下称《白皮书》）。《白皮书》通过追踪名小镇青年三年的生活轨迹，发现他们中有32%曾经在北上广深生活过，有20%曾在省会城市生活过，但这些受访者在省会城市居住3.1年后，就决定离开北上广，回到家乡。与动辄“北漂”十几年的人群相比，小镇青年离开的决定略显仓促。吕德文分析，三年是一个选择周期，25岁差不多是本科毕业三年的时间，两三年的城市生活体验，足以体会到这个城市的好与不好，这时他们会做出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并且，25岁也是选择未来生活的窗口期，年轻人到了考虑安家的年纪。这时，继续留在城里奋斗还是回老家过安排好的生活往往是他们在城市与小镇生活都体验过后的理性抉择。理性权衡后的抉择为何小镇青年在往返大城市与家乡之间迭代速度如此之快？原因可能和个人与家庭情况有关，对于薇薇来说，家庭因素在促使她回乡就业中占比较大，但自己也会衡量现实因素，南方城市再美、香樟树再多，对她而言终究是一个陌生城市，作为异乡人，她缺乏社会资源。吕德文表示，小镇是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有利有弊，总体利大于弊。生活在熟人圈里，做事有人帮衬，生活意义感更丰富。如果无法在大城市买房，大城市只能提供较好的收入，面对未来，个体始终有较大的不确定感，而小镇生活的归属感和确定感很强，还能在买房等大事上得到家庭的支持。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在逐步收窄，反映到个体上，一是前述现象“小镇青年”的学历越来越高。二是“小镇青年”内涵改变后，这类标签变得更可以接受。《白皮书》显示，80%的小镇青年认可“小镇青年”名片，在经济更活跃的南部出生受访者认同度更高，85%的受访者认同自己“小镇青年”的身份。也就是说，回到小镇，不再是“大城市混不下去”、“躺平”的代名词，而是青少年经过理性思考后做出的现实抉择。薇薇说，回家以后生活成本更低，家里积攒的社会资源、人际关系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不能称之为“失败”，只能称之为“选择”。但是，有人有得选，有人没得选，“比如一个从事研发的朋友，他的专业限制他只能在北上广深工作。”有人回到乡镇，是因为回去更好，也有人是因为在城市里过得不好。吴雨出生于湖南小镇，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在广州一家在线教育的互联网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因为是初创公司，部门有六人，四个都是领导，很多事情都要吴雨亲自去做。她形容广州一年是“人生至暗时刻”，无休息时间、手机不能离手，回复客户消息速度有五分钟倒计时。“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湛江看林俊杰的演唱会，演唱会全程都在回工作信息。”这让她感到身心俱疲。因为工作繁忙，吴雨很少与家里联系，有一次，母亲去广州看她却被清早电话吵醒，电话里，客户喋喋不休地骂吴雨。“被骂多了也狼狈惯了，但我不想让母亲看到自己如此狼狈的一面，不想让她心酸。”因此，仅在广州工作一年，吴雨便“逃”回老家。另外一层要纳入考虑的因素是现实问题。吴雨评估后认为，无论在广州奋斗多久、多努力，也攒不出一套房子的钱，她不能一直租房生活。在她看来，回家，意味着拥有更好的生活。吕德文认为，小镇青年回到家乡工作往往出于理性抉择。一则，他们都在大城市里生活过，了解其中绚烂，更明白个中艰辛。二则，县城与小镇城市化程度高，青年回到镇里也可以过上与城里差不多的生活。如今语境下的“回到小镇”不是想象中的“回到村庄”，城里的消费设施镇上也有，且随着互联网业态不断发展，很多青年回镇以后都在从事互联网相关工作。三则，城乡融合在物理空间上基本实现，开车从镇到临近地级市一般只需要一个小时。所以即便青年生活在小镇，他们也能保持城市生活的体验感。四则，城乡工资水平差距在缩小，技术工人在中西部地区月薪元-元，珠三角地区元-元，这个标准在老家也能达到。吕宏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岩前镇将军村，年他从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毕业后在厦门顺丰物流工作一年后回到村里从事种植业。将军村生态资源丰富，山林面积亩，生态公益林面积为亩，其中竹林面积有近万亩，凭借这个优势，吕宏承包了亩竹山，春季春笋满山，上半年采挖春笋、做笋干，下半年砍毛竹出售。村民们联合起来出资兴建了4个笋干加工厂，实现大批量制作笋干，同时村里还引进了竹器加工厂，将毛竹制作成竹器成品、半成品。年，吕宏在了解百香果的特性后，种植了10亩百香果，第一年就实现全县最高亩产斤，随后，吕宏以电商及开放采摘园的模式进行百香果销售，让游客亲自采摘、体验到采摘乐趣再结算，通过朋友圈、